中央美术学院的身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可以追溯至1918年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倡导成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美术教育家郑锦担任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教育学府，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
1922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设中国画、西洋画、图案三系。20世纪初最早留学欧、日、美的一批艺术英才汇集在美专，传播新知，探讨美术教育。艺专的教学结构初步形成。
1925年，留学美国归来的闻一多、赵太侔、熊佛西、萧友梅在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开设戏剧系、音乐系，并改称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京艺专戏剧系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设立戏剧专业之始。国立北京艺专也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祥地之一。
1926年，26岁的林风眠怀着“致力改造艺术学校之决心”和“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发展”的抱负，主持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教学。林风眠担任国立北京艺专校长期间，聘请齐白石、克罗多等中外名家为教授。
1927年5月11日，由林风眠发起的“北京艺术大会”正式开幕，以艺专校园为主会场，海报、广告、宣传招贴布满京城，展出美术作品三千余件，含中国画、油画、雕刻、图案、建筑，更有音乐演奏及艺专“五五剧社”、“形艺社”、青年俱乐部的演出，发行学生社团出版的刊物。“北京艺术大会”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综合性美术博览会。
1927年，北京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国立北京艺专改名为京师大学校美术专门部。不久北伐胜利，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京师大学校改为国立北平大学，艺专改名为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1929年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开设建筑系，为专业艺术院校设建筑系之始。
经过合并与停顿，国立艺专于1930年代中期恢复校名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重修校舍，形成的规模，教师队伍中集中了齐白石、溥心畲、常书鸿、王临乙、庞薰琹、闻一多等艺术家和学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学校南迁，北平与杭州的两所国立艺专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先后辗转至湖南沅陵、云南昆明，呈贡、四川璧山、重庆沙坪坝等地。行程六千公里，历时九年。
北平沦陷后，日军将艺专校舍充为军用，艺专留守部分几经迁址，难寻安身之处。1938年暂时在东总布胡同稳定下来，艺专改称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徐悲鸿接任复校的北平艺专校长。为了革新北平艺专的教学，徐悲鸿重才纳贤，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和学者汇集艺专。
1949年11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的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国立美术学院，毛泽东主席题写院名。徐悲鸿担任第一任院长。
1950年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4月1日，在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校址举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典礼。
辉煌工程
第三套人民币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设计小组成员除罗工柳和周令钊外，增加了擅长风景和人物题材的中央美院教师侯一民与邓澍夫妇以及擅长装饰艺术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这套人民币主图反映了当时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在此套人民币中，5元券曾在国际上获奖而成为世界纸币中的精品。
改革开放之后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是筹划和设计时间最长的一套：从1967年提出设计构想，到1985年定案，这期间经历了诸多曲折。此套人民币从1983年开始设计，在中央美院等单位领导的支持下，仍由第三套人民币的五位设计者组成专家组，并有相关领域专家参与。
从1角券到10元券，由侯一民和邓澍设计；1元券到10元券由周令钊和陈若菊设计。罗工柳和周令钊等人设计的50元券主图，是象征我国国体和政体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形象。接到100元券设计任务后，周令钊他们便面临如何继续设计更高面额的钞票的问题。此前，周令钊曾负责组织策划过历年国庆游行，并受到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游行队伍中有群众抬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巨幅画像的启发，觉得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能够恰当地评价领袖的历史地位，因此提议100元券主图可以采用四大领袖形象。经中央同意之后，由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司徒兆光创作浮雕，侯一民绘制，于是便有了人民币中首枚以领袖头像作主图的钞票。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而中央美院又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几次奉命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的37岁青年画家、中央美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接到这一任务后先做构思。他曾向同行或当时的艺术界人士征求意见，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学生。最后他将构图定为：毛泽东站在靠近画面正中间位置，左边1/3画面是其他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右边则是广场上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引领着整个画面的中心，与其他领导人、广场上的人民群众一起，形成一个“大团圆”的构图。
董希文曾把天安门前、毛泽东右侧的一根柱子抽掉了，并为此特意请教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说：“画面右方有一根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1952年4月，《开国大典》完成并通过中央领导人审查。这一艺术杰作在政治运动中屡蒙劫难，遭过3次修改，到1979年才使得作品得以批准恢复原貌。鉴于对原作者的尊重，恢复工作在靳尚谊、赵域的复制品上进行。原作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只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庆上展出过一次，而平常展出的则是后来靳尚谊等人的复制品。
1949年9月下旬，受中央之命，负责征集国徽图稿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原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为中央美术学院）都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负责国徽设计。其中中央美院国徽设计组由工艺美术家、教授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组成。当年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5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1950年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经过反复比较，一再修改，国徽组终于选定由梁思成在张仃的图案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国徽图案。
中央美院老院长徐悲鸿作为评委，还参加了国歌的征选。在国歌问题上，自征稿启事发布后，截止到1949年9月下旬，共收到国歌稿件632件，歌词694首。经过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的慎重研讨，认为征集稿件不足、应选者尚少。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经修改后，最终成为共和国的国歌。
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副组长彦涵回忆，在纪念碑创作初期，有一批优秀画家，主要是中央美院的教师，参与了纪念碑的浮雕画稿工作。
比较完整的画稿有《渡长江》和《南昌起义》：《渡长江》的画稿主要由彦涵设计；《南昌起义》的画稿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油画研究班主任王式廓设计。
纪念碑的真正实体创作主要由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祖韶、张松鹤、萧传玖等8位雕塑家主稿。
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的刘开渠主稿《胜利渡长江》。当时的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滑田友负责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的创作。王临乙是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拓荒者，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美院教授、系主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卅运动》是其代表作之一。中央美院雕塑系教授曾祖韶也曾于1950年3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他主稿浮雕创作《虎门销烟》。
经过中央美院艺术家们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58年5月1日落成了
